1882年8月，的里雅斯特—维也纳
八月的的里雅斯特，热得连海鸥都不愿意飞。
它们蹲在炮管的阴影里，缩着脖子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像一排挂在铁架上的灰色风铃。保罗坐在营房门口，手里拿着刨子，一下一下地削着木条。刨花卷起来，落在他的膝盖上，堆成一堆。他的额头上有汗珠，顺着鼻梁往下淌，滴在木条上，洇开一小块深色的水渍。
“休息一会儿。”雅各布端着一杯水走过来。
“把这根削完。”
雅各布蹲下来，看着他的手。那双手比以前更粗糙了，掌心的茧子厚得像一层壳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胶水和木屑。但很稳。削出来的木条，每一根都一样厚，一样宽，一样光滑。
“你削了多少根了？”雅各布问。
“从春天到现在，大概两千根。”
“两千根。够做一架新飞机了？”
“不够。新飞机翼展八米，需要的木条是六米机的两倍。还要削两千根。”
“那你还要削多久？”
“削到够为止。”
雅各布把水杯放在他手边。“先喝。凉了不好喝。”
保罗放下刨子，端起杯子，喝了一口。水是井水，凉凉的，带着一丝甜味。
“科恩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您说，八百米的飞机，能做吗？”
“能。六百二十米都做了，八百米也能。”
“那八百米的飞机，能飞过海吗？”
“不能。海至少五公里宽。八百米还不够。”
“那就做一千米的。一千米够了？”
“不够。一千米也不够。但一千米的飞机，可以让你看到海的那一边。看到了，就会想飞过去。”
保罗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木条。“科恩先生，我想飞过去。”
“我知道。你会飞过去的。”
保罗用了十天时间，把机翼从七米加到了八米。
翼梁换了更长的竹竿，从造船厂弄来的，笔直、光滑、没有节疤。翼肋重新做了两百根，每一根都削得很薄，用砂纸打磨得光滑如镜。蒙布换了三层——底层是丝绸，中间是薄纸，外层是帆布。三层缝在一起，用胶水粘在骨架上，绷得很紧，像一面鼓。
他站在新飞机前面，看着它。翼展八米，机身五米，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、白色的鸟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敲了敲蒙布。咚咚咚，像鼓声。
“科恩先生，您听。”
雅各布走过来，也敲了敲。“结实。”
“能飞八百米吗？”
“试试才知道。”
他们把飞机推上山坡。这一次，保罗没有让莱奥和施密特帮忙——他自己推。飞机比以前重了很多，他推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。但推到了山顶。
他坐进座位，系好安全带。莱奥站在飞机后面，双手抵住机身。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莱奥问。
“好了。”
莱奥用力一推。飞机滑了下去。风声呼啸，轮子在草地上飞溅起一片碎草。机头抬了起来，离开了地面。保罗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托着。他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盯着前方。
飞机飞过了六百二十米线，飞过了红旗，继续往前。七百米。八百米。落在地上，滑了一段，停了。
施密特跑过去，把红旗插在八百米的地方。“八百米！下次要飞一千米！”
保罗从座位上跳下来，走到飞机前面，用手抚摸着机翼。蒙布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，木骨架的形状清晰地透出来。
“科恩先生，八百米。”
雅各布走过来，站在他旁边。“嗯。八百米。”
“还有两百米。”
“不急。慢慢来。”
“我不急。但您的咖啡馆，该开了。”
雅各布笑了。“等你飞到一千米。”
“快了。”
“快了是多久？”
“也许一个月，也许两个月。但今年一定能。”
雅各布看着海面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好。今年。”
维也纳，伊洛娜的公寓。
八月十五日，伊洛娜收到了工厂主协会的律师函。不是起诉书，是律师函。信上说，他们正在收集证据，准备以“诽谤罪”再次起诉她。这一次，他们会请更好的律师，找更有力的证人，用更充分的证据。
伊洛娜把律师函给费舍尔看了。费舍尔读完，脸色沉了下来。
“他们没完没了了。”
“他们有钱。有钱的人，没完没了。”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继续写。写到他们没钱为止。”
费舍尔叹了口气。“你跟你父亲一样。”
“您也认识我父亲？”
“不认识。但韦伯说过。他说你父亲是个固执的人。你也是。”
伊洛娜没有回答。她把律师函折好，放进口袋，然后拿起笔，继续写第三十七篇。
这一次，她写的是工厂主的律师函。她写道：“他们又来了。不是用法律，是用钱。不是用证据，是用威胁。他们以为我会怕。他们不知道，我写文章的时候，手不会抖。怕才会抖。我不怕。”
她写完最后一句，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。
电话响了。
“喂？”
“伊洛娜，是我。卡尔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律师函的事，我知道了。诺伊曼说，他们不会赢。但他们会拖。拖到你没精力写，拖到你的读者失去耐心，拖到报社觉得你太麻烦，把你辞了。”
“报社不会辞我。”
“费舍尔不会。但报社的老板会。老板是商人，商人怕麻烦。”
伊洛娜握着听筒，没有说话。
“伊洛娜，”卡尔说，“我有一个提议。”
“什么提议？”
“你暂时离开维也纳。去的里雅斯特。在那里写，寄回来。他们找不到你，就没办法骚扰你。”
伊洛娜沉默了几秒钟。“你是让我逃？”
“不是逃。是战略转移。你在的里雅斯特，一样能写。报社每天有火车送稿，不耽误。”
“那他们找不到我，会找报社的麻烦。”
“报社有律师。诺伊曼会处理。”
伊洛娜想了很久。
“让我想想。”她说。
“想多久？”
“三天。”
“好。三天后我打电话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。天快黑了，路灯还没亮，街道上一片昏暗。她拿起笔，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了一行字：“走，还是留？”然后她把这行字划掉了。不是写得不好，是不想让自己觉得她在犹豫。
她不犹豫。她只是不知道，走了之后，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逃兵。
三天后，卡尔打电话来。
“想好了吗？”
“想好了。”
“走还是留？”
“走。”
卡尔沉默了一秒钟。“好。我帮你订火车票。”
“不用。我自己订。”
“你订不到。最近去往的里雅斯特的火车票很紧张。”
“为什么紧张？”
“因为夏天。度假的人多。”
伊洛娜叹了口气。“好吧。你帮我订。”
“哪天？”
“下周一。”
“好。下周一。早上七点的车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不客气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然后拿起听筒，拨了莱奥的号码——打到炮台的总机，让接线员转。
“喂？”
“莱奥，是我。”
“伊洛娜？什么事？”
“我下周一去的里雅斯特。”
“来多久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很久。”
莱奥沉默了几秒钟。“来干什么？”
“写文章。躲那些人。”
“好。我去接你。”
“不用。我自己去。”
“我去接你。”
伊洛娜笑了。“好吧。你来接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开始收拾行李。衣服、书、稿纸、笔、贝尔塔的照片、墙上的那些信和照片。她把它们从墙上取下来，一张一张地摞好，用橡皮筋捆住，放进皮箱里。皮箱不大，但装了很多东西。她提了提，很重。
她打开皮箱，拿出几件衣服，减轻重量。然后她又觉得少了，再放回去。再拿出来。再放回去。
最后她坐在地上，看着那个皮箱，笑了。
“我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她对自己说。
她在收拾行李。但不是去旅行。是去生活。
去一个海边的小城市，住在一座旧炮台里，跟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、一个只会做意大利面的犹太人、一个做飞机的少年，一起生活。
她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。
但她想去看看。
的里雅斯特，炮台。
莱奥挂了电话，站在营房中间，一动不动。
施密特走进来，看见他。“怎么了？”
“伊洛娜要来了。”
“来多久？”
“不知道。也许很久。”
施密特笑了。“她来住？”
“来写文章。躲那些人。”
“那就是来住。写文章在哪都能写。她来，是因为你在这里。”
莱奥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“你高兴吗？”施密特问。
“高兴。”
“你脸上没笑。”
“心里笑了。”
施密特叹了口气。“你这个人，心里笑，脸上不笑。她怎么知道？”
“她不用知道。她知道就行。”
施密特摇了摇头，转身走出营房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保罗。保罗正在削木条，听了之后，放下刨子，抬起头。
“伊洛娜姐姐要来了？”
“下周一。”
“那我的飞机要飞得更远。她来了，我要带她飞。”
“你的飞机能飞八百米了。够带她了。”
“八百米不够。要一千米。一千米才能看到海的那一边。”
“那你这几天抓紧。把剩下的两百米飞出来。”
保罗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木条。“施密特叔叔，您帮我。”
“帮什么？”
“帮我推飞机。莱奥叔叔推得不够快。”
施密特笑了。“好。我帮你推。我比他胖，力气大。”
周一，早上七点。
莱奥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束花——不是买的，是从炮台后面的山坡上摘的，野菊花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，扎成一捆，用草绳系着。他等了四十分钟。火车晚点了。
月台上的人来来往往，拖着行李、抱着孩子、牵着狗。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推着车从面前经过，吆喝声在候车厅里回荡。莱奥看着那个小贩，忽然想起八年前，伊洛娜第一次来的里雅斯特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月台上，也是这样的夏天，也是这样的阳光。
火车终于到了。伊洛娜从车上走下来，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，头发扎成一条辫子，垂在肩上。她手里提着一个皮箱，肩上挎着一个布包。
“你来了。”莱奥说。
“我来了。”
他把花递给她。伊洛娜接过花，看了看，笑了。“野菊花？”
“山坡上摘的。没有卖的。”
“好看。比花店的好看。”
她把花凑到鼻子前，闻了闻。“香。”
“走吧。马车在外面。”
他们走出火车站，上了一辆破旧的马车。马车沿着港口边的石板路行驶，经过一排排仓库和渔船。海鸥在头顶盘旋，发出尖锐的叫声。远处的地平线上，太阳正在往下沉，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。
伊洛娜看着那片橘红色的海，屏住呼吸。
“好看吗？”莱奥问。
“好看。”
“比维也纳好看？”
“比一切都好看。”
马车停在炮台门口。保罗站在那里，手里举着一块牌子。牌子上写着：“欢迎伊洛娜姐姐。”旁边画了一架飞机，翅膀很大，机身很小，歪歪扭扭的，但能看出来是飞机。
伊洛娜从马车上下来，看见保罗，笑了。“你画的？”
“嗯。像吗？”
“像。比上次画的好。”
“我练了。每天画一张。”
伊洛娜走过去，抱了抱他。他比她高了很多，她要踮起脚尖才能抱住他的肩膀。
“伊洛娜姐姐，您瘦了。”
“工作忙。”
“不忙了。您在这里，不写那些人的事。写飞机。写海。写我们。”
伊洛娜看着他，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光——不是月光，不是灯光，而是另一种光。
“好，”她说，“我写飞机。写海。写你们。”
雅各布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勺子。他看见伊洛娜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——那不是笑，但也不是不笑。
“你来了。”他说。
“来了。”
“饿了吗？”
“饿了。”
“我做了饭。意大利面。马尔科教的那种。”
伊洛娜走进厨房，看着那锅红色的、冒着热气的酱汁。香味很浓，酸酸的，甜甜的，有点咸，有点辣。
“好香。”她说。
“尝尝。”
她接过勺子，尝了一口。“好吃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比你的咖啡好喝一万倍。”
雅各布笑了。“那当然。咖啡不是用来好喝的。”
“那是用来干什么的？”
“用来等的。等你想喝的时候，喝一口。不想喝的时候，放着。它在那里，你就知道，时间还在走。”
伊洛娜看着他，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感动，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温暖的、认命的、近乎平静的东西。
“雅各布，”她说，“你是个哲学家。”
“我不是。我是开咖啡馆的。”
“你还没开。”
“快了。等保罗飞到一千米。”
“快了是多久？”
“也许一个月。也许两个月。但今年一定能。”
伊洛娜放下勺子，看着窗外的海。
“好，”她说，“我等着。等你的咖啡馆开门。等保罗飞到一千米。等莱奥学会说话。”
莱奥站在门口，听见了，脸红了。
“我会说话。”他说。
“你会。但你不说。”
“说了你也不听。”
“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我不听？”
莱奥看着她，沉默了。
伊洛娜笑了。“你看，你又不说。”
莱奥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。
“伊洛娜，”他说，“欢迎你来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不是客气。是真的。”
“我知道是真的。你说‘谢谢’，就是真的。你从来不说假话。”
莱奥抬起头，看着她，笑了。他的笑容很小，嘴角只是微微动了一下，但眼睛在笑。
伊洛娜看着他的眼睛，也笑了。
两个人的笑声在海风中散开，像一把碎银子洒在空气里。
保罗站在旁边，看着他们，没有说话。他转身走回营房，继续削木条。
一千米。快了。